一辆轮椅，一张久违的笑脸，海迪在我脑海浮现。
20世纪80年代初，张海迪的事迹在报上发表，在电视里播放，她的书《轮椅上的梦》我也看过；每看一遍，泪水都模糊我的双眼。我觉得张海迪就是当代的保尔、中国的海伦、解放后的吴运铎。
我现在年过花甲，双眼患葡萄膜炎，1992年双眼失明，当世界一片黑暗，我的情绪也一落千丈。为了安慰我，丈夫和女儿一遍遍地为我重读《轮椅上的梦》，鼓励我要像张海迪一样坚强。
《轮椅上的梦》这部自转体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顽强的生命，讲述着小女孩方丹是怎么战胜种种困难实现她的作家梦想的。方丹是一个残疾人，她双腿瘫痪，不能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去上学读书，她只能自己看书自学，她很孤单，妹妹去上学后，她就只能和猫弟弟在一起。在方丹随父母搬到北京后，她结实了一群终身难忘的朋友。但随着快乐的到来，悲痛也随之而来，方丹一次次的与朋友们离别。
在一次次的伤心痛苦中，她昂起头，坚强地正视命运，成为生活的强者。方丹正是因为一次次的心灵痛苦，才越来越坚强。对生活也没有放弃，而是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她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不仅成为了当代著名的作家，还成为了众多青少年的学习榜样。
丈夫抑扬顿挫地读书，我，泪水模糊地聆听，在泪水中感动，在感动中坚强。失明后重听《轮椅上的梦》，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也成了残疾人，也经历病痛的折磨，生活的困难，也面临着身体残疾后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为社会服务的课题。共同的遭遇使我对小说里的人物产生共鸣。
泉水，从地下涌出，清澈、透凉、纯洁，流向河流 汇入大海。沿途草木繁茂，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感觉，海迪写的《轮椅上的梦》，就像泉水一样，孱孱而流，滋润着我的灵魂，指引着我生活的方向，给我启迪，给我力量！
每天的聆听让我不断树立起生活的信心，选择坚强，让生命的火焰永久燃烧，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2004年3月，我私费“助残热线开通”的消息分别在《南通日报》、《江海晚报》见报。盲人私费开办助残热线，在全国尚属首例。六年多来，我主要通过电话联系，给残疾人送去党的关怀，社会的温暖，人间的温情，为政府分忧，为残疾人解难，为构建和谐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我是一个有4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要向张海迪同志学习。2008年，张海迪当选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同年，我被推选为南通市盲人协会副主席，成了张海迪队伍里的一员。市盲协工作是一个没有报酬的工作。地位的变化更增加了为残疾人服务的责任。方丹在陶庄给10000多人义务治病。使哑巴小金来能说话。我要像方丹一样，全心全意把助残热线工作搞好，为残疾人服务，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方丹认为，书是多少敏感的心灵在悲与喜的交织中碰撞出来的火花，书是多少深思熟虑的头脑对社会、对人生反复思考的结晶，书是多少血与泪浸泡出来的生活教训，书又是哲人对后代的期望和启蒙。方丹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依靠顽强的毅力自学小学、中学课程、看《牛虻》、《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等书。全家下放陶庄农村时，在简陋的两间屋子里，她自学人体解剖学、外科学、内科学，学会针灸。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有多大困难，方丹对学习一分钟都没有放弃过。残疾人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政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我原来只有初中文化，做好助残热线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我向方丹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通过听广播，听电视，听电影，听报告，听文艺演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医疗保健知识，学习按摩技术，努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
我的助残热线工作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为残疾人提供全天、全程、全方位服务。在家里，在路上，在厕所里，在病房里，都常有人和我电话联系，要求帮助。有时深夜12点多钟， 早晨4点多钟，小灵通玲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他们提出问题，要求我帮助。2006年底，我生病住院期间，接电话30多人次，帮助别人解决思想苦恼问题、婚姻问题、就业问题，而自己却躺在医院病床上挂药水，忍受着心脏病的煎熬！
我月工资1200元，助残热线开通以来，我用坏5只小灵通，私费5000多元，还有交通费，买书、学习材料等费用，为残疾人服务15000多人次，使1000多人次受益。
残疾人的困难是很多的。有问电话号码的，换残疾证的，有待遇低的，有迷路的，有找工作的，有要轮椅车、要盲人棒的……，涉及婚姻家庭、工作学习、社会生活、人员交际等各方面。我通过助残热线，热心帮助残疾人解决困难。
残疾人困难是紧迫的，有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需要及时的帮助。凌晨4点多钟，海安县盲人来电话说：“找不到南通工作单位地址。”我设法联系到业主家电话，使其顺利找到工作单位。有个按摩店员工半夜未归。”我电话联系十几个按摩店，终于打听到盲人下落。
有一天，下大雨。盲人江勇打来电话：“不好了，我家房子要倒了，我母亲要被压死了！”我向三余乡政府反映这危急情况。乡政府领导同志去检查，决定救济8000元。2009年1月21日，江勇打电话来说：“我拿到政府危房补贴款，新房子已盖好，母亲安全了，我在外工作安心了，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应该感谢党和政府。”
我向南通市公交总公司索要500多份《南通公交线路便民服务手册》，分发给盲人。我索要几十件衣袜，送给缺衣的盲人。我联系到100条络里通褥垫，价值30000多元，通过市残联无赏分送给久病卧床的残疾人。
四川汶川地震，我捐款，交特殊党费外，还动员十多个残疾人捐款，支援四川灾区。
南通农场残疾人陈跃兵租用南通农场电力公司的房子开店，维持全家人生计。电力公司叫他搬走，陈不搬走。引起矛盾。南通农场电力公司派人在屋顶打洞，到法院告他，逼他让开，激化矛盾。我用3个多月时间，多次联系南通农场、农场电力公司、新闻媒体等单位，疏通关系。最后，南通农场电力公司拆诉，南通农场领导另行安排房子给陈开店。避免残疾人当被告情况的发生，化解矛盾。
身体残疾，必然引起思想的苦闷。我帮助100多名残疾人走出思想苦闷的阴影。海门市残疾人李春患急性脊柱炎，引起髋关节坏死，用去7万多元，家庭困难，患精神忧郁症。从2005年3月起，我每月电话和他谈心，使他树立生活信心。帮助他解决低保待遇等问题。现在，他学走路，报名学电脑技术，学家电维修，学英语，走学习自强之路。
我千方百计帮助残疾人解决子女上学中的困难。通州市有个盲人的女儿上学有困难。我打电话20多次，和小学校长、班主任联系，说明家庭困难。教育局长决定将其列为特困生，免杂费，送慰问金，使该学生安心学习。
残疾人往往对子女要求过高过急，甚至体罚子女。我电话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出打人是违法的。教育子女要有耐心，不能打骂，不能违法！
我在各级政府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通过电话为他们了解政策，找店面房，申请小额贷款，领营业证，领取残疾人创业基金，调解矛盾，给100多个残疾人介绍就业，帮助10多个残疾人创业，做了大量工作。崇川区盲人孙桂平要开按摩店。我给她找店面房，推荐她领省残疾人创业基金，免收残疾人营业执照费，冒大雨去汇报开店情况，使她顺利开业。《江海晚报》等报刊登载《苦楝花开并蒂莲》的文章，介绍小孙创业的故事。
残疾人家庭婚姻问题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我牵线搭桥当红娘。掌握政策护女郎。排忧解难送消息。调解矛盾求和谐。解决许多残疾人家庭婚姻问题。通州区盲人宣宏军的父亲逝世，上有老母，下有小女，妻子出走，生活陷入绝境。有一次运稻子，他跌倒河里。看不见哪里是岸。幸亏被人救起来，才保住生命。市残联给他学习机会，帮他找工作，解决经济困难。我打电话到湖南省，耐心做破镜重圆的思想工作。2006年4月，妻子回南通家中。国家级刊物《盲人月刊》登“春风送暖”文章，现在，宣做盲人按摩店老板，妻有工作，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方丹有许多朋友，经常看望她，为她推车，为她借书。我的助残热线也得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怀，得到各级残联的大力支持，得到许多残疾人的帮助。市残联领导来家中慰问，他们给我文件，让我参加会议、培训班。崇川区宣传部副部长卢明热情鼓励我。我是南通市第26届文明新风典型。人们亲切地叫我“朱大姐”。中国网通（联通）南通分公司送大灵通电话机，免电话费和上网费。有一年，《南通日报》、《江海晚报》、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先后10次报道市助残热线消息，人民网、《共产党员》杂志介绍我的事迹。我成为中国文明网好人榜“全国助人为乐好人榜候选人”。 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将一事无成，没有群众的帮助，我将困难重重。没有家人的支持，我将寸步难行。
现在，我的电话铃声像泉水一样，经常响个不停。有时候，我的大灵通、小灵通、家中固定电话同时响起来，够热闹的。我的情绪完全被电话所感染。我为残疾人的求援而奔波，为残疾人的痛苦而发愁，为残疾人的困难而操劳，为残疾人的家庭和睦而高兴，为残疾人就业成功而喜悦，我和他们一样享受着成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