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知道“英格兰小学威奇伍德学区”的孩子们可以再一次在一堆牛奶箱上找到乐趣。如果你看过本周前些天刊登的报道，那么你就知道这些箱子出现在校园中有近十五个年头了，已完全成为了校园设施的一部分——没有人能确切记起这些箱子是何时，又是怎样出现在校园中的——孩子们在这些牛奶箱上找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玩法。但后来，牛奶箱就像当初神秘出现那样，又神秘失踪了。失踪原因好像是由于一些过分热心的牛奶工人回收了这些属于“佳洁士乳制品公司”的财产。这些牛奶箱子上都贴有公司标识，他们担心万一孩子们在玩箱子时发生意外的话，公司的名誉将受损。
由于“佳洁士乳制品”答应提供更换一批“玩具箱”，所以大家对公司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也就没有过度的反映。但是，校方与“佳洁士乳制品”公司对此事的解释显然都忘记了孩子们的天性。“佳洁士乳制品”公司公关事物主管对“误解”表示歉意，他说：“我们觉得牛奶箱只能用来运送牛奶，并没有想到它们还有其他的用途。”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孩子都会告诉我们，牛奶箱可以用来跳跃、攀爬、乘骑、堆垒。个头大的孩子还能把牛奶箱扔给其他同学。”
那么，听听学校的一名老师对此事的看法。这位老师说：“学生们在玩牛奶箱的过程中对空间感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能更好地摆弄大件物体。这对学生们智力、体力以及创造性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这是在胡说：孩子们仅是在牛奶箱上跳跃，坐或骑在牛奶箱上玩，把牛奶箱想象成了其他东西而已。
不过，我们无需担心此事引发人们谴责健康安全的考虑已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这主要是因为“健康与安全执行委员会”已经率先处理此事。委员会刚刚公布了十大误用健康与安全规则事件。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以下的消息：关于“英国退伍军人协会”决定停止分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佩带的带有别针的罂粟花，以避免佩带者被别针伤到。格拉斯·巴德尔还健在的话，大家一定想听听道格拉斯·巴德尔对此的看法！事实上，我喜爱冒险，也喜欢准许我去冒险的人。（注：道格拉斯·巴德尔（1910-198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能手。他在1930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但18个月后，一场飞行事故使他必须把双脚截肢。他原本已退出英国皇家空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又重新加入。他指挥空军，在英国战场轰炸了23架德国战机，在所有英国飞行员中排名第五。）
因为我看不见，所以对于关心我的人来说，他们会很轻易地纵容我。不过，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自信、我现在能从事这份职业要归功于他们。其中，主要功臣是我的父母亲。虽然两个儿子都是盲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特别是我母亲，她意识到我们需要自由，需要像其他孩子一样到街上玩耍。她心里很清楚这有危险。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不得不在家人陪伴下带着一封信返校。信中解释说，彼得身上的擦伤与瘀肿是学自行车摔倒引起的。假期学自行车时，我经常跌倒在邻居家的花坛中，自行车则躺在了篱笆里。
当时，我并不理解母亲的做法，但现在我才明白当初她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有趣的是：我们就读的那所盲人住宿学校与其他学校一样，学生是不受拘束的。我在温切斯特市读中学时，学校积极鼓励——准确说，是被强迫——我们独自外出，或与另一位盲人朋友结伴外出。学校要求我们必须步行四个小时：没有问你要去哪儿，或你是否掌握了出行技能。当出现问题时，学校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静态度面对这些问题。我十二岁时遭遇了一次车祸。不过，我的父母只在一封短信上简明扼要地写着：彼得与一辆卡车发生了轻微刮擦。没有造成严重伤害。
此次事故后，虽然学校出台一些有关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学生外出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很快就被取消了。然而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 “创立者纪念日”（Founder’s Day）的惯例。在那天，每位学生在拿到学校发的五先令后，随即出发——开始不超过四个小时的步行旅程。我搭乘了200公里左右的便车回家后又返回温切斯特市，接着再回家。午夜刚过，我回到了学校。老师微微训斥我后，对我在天黑后向警察求助，搭乘最后一程便车赶回学校的做法给予了表扬。其实，我并不是同学中最勇敢的一位。学校许多学生都是冒险家，他们常在城里与城外游荡。他们常去参加宴会或者泡酒吧，到了晚上才顺着排水管往上爬进或者通过窗户回到学校里。
由于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们几乎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常把自己所选择的广播员这份职业看成是明智的冒险行动。但实际上，做事谨慎、避免滋生事端的工作态度渐渐弥漫着整个工作氛围，我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不懈。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BBC，我的第一任老板们很快了解我了：我喜欢拎着便携式卡带录音机独自出行，然后拎着一些商品回来。即便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也总是一个人。我不记得是否有人问我这样是否安全或我打算去干什么之类的话。
对我的同事来说……今年是“In Touch”开播五十周年纪念。“In Touch”是第四广播电台针对盲人的一档节目。最近在翻阅档案文件时，我听到了一则我从收音机中所听过的最为赤裸的惊魂陈述。在九十年代早期，我们的记者利兹·库克去采访一些正在跳伞的盲人。不知为什么，似乎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突然间挤出了飞机门，朝英格兰东部的效外飘去。
当然，如今，我们离开“播音间”出外做访问前都得填一份“风险评估表格”。同事们的话让我确信，他们与我一样对这道程序感到厌烦。但是，我知道现在我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去（中国）北京特奥会做采访，还是去（美国）卡姆登市采访一位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我在表格中填的“盲人”二字都成了风险评估时所考虑的因素。然而，正如利兹那天所发现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准确评估风险，就像无法预测未来一样。
我不得不承认，我把自己敢于尝试的精神融入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在教育我的孩子时，我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我会给他们尽可能多的自由。在我的两个儿子分别三岁与四岁时，我常带着他们步行去托儿所。一路上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一个障碍就是：要穿过一条繁忙的大马路。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不记得当时是否受到了旁人的斥责。就这样，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马路安全知识。现在我的女儿也当了母亲，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我的影响下，她不顾其他家长的反对与直勾勾的眼神，让她的两个孩子独立走过一段不远的（我想说，安全的）路程到达学校。事实上，家长们已经在冒险了——养育孩子是他们将要承担的最大风险之一。如果把风险看作是跨出未知的一步，那么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难倒家长们。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对明智的安全措施吹毛求疵。过去的五十年间，由于大家系紧了安全带、佩戴了安全帽、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因此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工伤事故、房子失火事故有了大幅度减少，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庆贺。不过，我们也必须了解明智的预防措施与害怕人们在生活中学会冒险的区别。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另一个牛奶箱抛向自制坦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