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的儿童一样，盲童也有自己的梦想。他们有的想当医生，有的想当工程师、记者，还有的想当总统。14岁的依马库雷塔·纳卡托是乌干达萨拉马盲校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想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所以她想研究人类思想，长大后当个心理学家。然而，她自己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出行，更是无法回避的障碍。17岁的帕特里克·穆布吕是萨拉马盲校七年级的学生。他想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相信，如果能成为议会议员或记者，他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有些家长或监护人不愿意为盲孩子创造和家里其他孩子同样自由的机会，他们用拒绝扼杀了盲孩子们的理想。

      据“乌干达全国盲人协会”执行董事理查德·安古奥介绍，在一次对托罗罗地区有盲童的家庭的走访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关在家里的五岁盲童。“这个孩子的肢体并没有残疾，但父母不让他离开家，从生下来开始他就一直躺在床上。这个孩子既不会爬也不会走，皮肤呈现出病态的苍白。他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对待他，是因为他们怕别人知道他们有个盲孩子。”

      安古奥先生解释说，从未上过学的盲童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孩子整天呆在家里，“如果没有人给他们做饭，他们就要饿肚子。”他说。

      这些孩子往往会受到社会的伤害，最终使他们无法上学。许多孩子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因为他们从没有得到来自父亲的关爱。

      “即便能上学，学费也是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盲童来自贫困的家庭。而对那些家境富裕的盲童来说，父母经常会把他们交给爷爷、奶奶抚养。遗憾的是，爷爷、奶奶也没有钱，所以这些孩子同样上不了学。”

      安古奥先生补充说，盲童不仅会受到家长的歧视，还会受到老师、校长以及同学们的慢待。他说，有的教师态度粗鲁，即使他们知道盲生的特殊需求，也不会帮助盲人学生。在这些教师中，有的不批改盲生的考卷，这就使盲生的学期报告单上没有了成绩。学生们也会戏弄盲生，尤其喜欢嘲笑来月经的女学生。“因为看不见，盲人姑娘们很难注意到月经时的状况。所以当明眼孩子看到后，就会嘲笑盲人姑娘们。因为害羞，有些盲人姑娘就会选择退学。”

      据萨拉马盲校校长弗朗西斯·卡诺比先生估计，乌干达盲人学生的辍学率大约是70%左右。他解释说，如果一年级有10个盲生，到四年级时就可能只剩下两三个，而且这两三个盲生也都是男孩子。“在乌干达，盲生里只有男孩子能读完大学，还从来没有女孩子能完成大学学业。女孩子通常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当你去检查时，会发现她们已经成了妈妈。”

      卡诺比先生说，在他的学校里有64名视障学生，被边缘化是这些学生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学生被传统的观念和消极的态度所包围，尤其是那些把盲孩子看作是诅咒的父亲们，这些父亲最终会和妻子分手。”

      卡诺比先生本人也是个盲人。他说，许多盲孩子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愿意和盲孩子在一起生活。他说，在不同场合都会有家长问他，他们是否可以把盲孩子长期留在学校里。而当孩子们被送到学校后，家长们会很久不来看孩子。“家长们会按照自己的估计支付30000先令的学费，而总的学费是150000先令。在交了学费后，家长就不会再来看孩子了。我们不能把孩子送回家，只能想方设法把孩子们养起来。”

      卡诺比先生说，学校是靠公司和机构的捐赠生存的。学校的资助方包括斯坦比克银行、渣打银行、巴克莱银行、世纪瓶公司、敦豪、印度妇女协会等等。不过，尽管有资助，但仍不够。按照卡诺比先生的说法，家长们把萨拉马盲校当作了慈善机构。所以，家长们不交足学费。此外，与普通学校相比，萨拉马盲校的教学读物少的可怜，因为盲文图书实在太贵了。

      一台盲文打字机需要1600万乌干达先令；盲文书的价格从50000先令到150000先令不等。卡诺比先生呼吁，政府应给予包括盲生在内的弱势学生更多的教育支持。同时，卡诺比先生还建议，家长们不要用拒绝来对待盲孩子，而是要接受盲孩子，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卡诺比先生认为，盲校比普通学校更适合盲孩子，因为在普通学校里盲孩子很容易被排斥，而在盲校里，盲孩子则可能生活得更轻松。这一点对盲孩子非常重要。卡诺比先生解释说，在盲校里，盲孩子会有相关的学习材料。

      他说，“乌干达全国盲人协会”正在开展盲用电脑读屏软件培训项目。培训项目还为参加培训的低视力人士准备了特殊键盘。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失明本身不是残障，是社会的原因给失明造成了障碍。卡诺比先生建议，盲童的家长和社区里愿意帮助盲童的人们应该向不同的组织争取对盲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