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赫马。”不远处传来了同事熟悉的声音，接着同事又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赫马也问候了同事，又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伸出了手，与同事热情地握在了一起。“只要在办公室，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盲人。我的同事们很热情，也很愿意帮助我。”这时，有电话打到了交换机上，铃声吸引了赫马的注意。赫马对设备很了解，能熟练地进行操作。

      25年前，一次意外的事故伤及了赫马的头部，并造成了视网膜脱落。那时，适应眼前的黑暗对她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情。无法重获光明的可能使赫马落入了痛苦的深渊。在八个小时的手术失败后，赫马所有复明的希望全都破灭了。“我在家里呆了两年，沮丧而悲观。”赫马说。

      尽管知道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赫马仍能勇敢地直面今后的生活。

      她要告别许多以前喜欢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她钟爱的阅读。

      照亮她生活的一线光明来自于她参加的电话接线员课程。她是参加这一课程的第一位盲人女性。当她在一家银行就业，成为印度第一位女盲人接线员时，她的勇气终于赢得了回报。

      从不敢独自出门到适应失明，赫马说她现在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实际上，旅行也是赫马的一大爱好。赫马的海外之旅，让她对见过的盲用无障碍设施念念不忘。“他们的公共汽车和微波炉上都有盲文标识；按个按钮就能听到产品说明。”她说。虽然普通人很乐于帮助视障人，但她仍觉得媒体需要更加细致地关注残障人的感受。残障人特别的形象里透露出的是苦涩的滋味，所以人们千万不要讥笑他们。“她继续说。

      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的迪帕·阿格沃尔也认为，人们对肢残人士感情的细致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乘公共汽车或火车外出时，人们会盯着我看。这无疑伤害了我的感情。”这位29岁的姑娘如今所处的困境是由于医生的过失犯罪造成的。六个月时，因为医生用错了药，使她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经过努力，迪帕·阿格沃尔终于鼓起勇气走出了家门，并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今天，帮助她站立并收获信心的不仅是拐杖，还有她取得的商业学位和稳定的工作。“我不想让别人把我看作没用的人或是父母的负担。她说。她的话意味着社会上依旧存在着影响残障人的障碍和消极的传统观念。

      26岁的沙拉哈·阿尔门达拉现在还能记得13岁前看到过的模糊影像。13岁后，因为先天性眼病，她完全失明了。经过漫长的求医之旅，她目前住在她所就读的盲校附属的宿舍里，宿舍的环境很令她满意。她现在在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这家公司有着很好的声誉。沙拉哈·阿尔门达拉是另一个在勇气和达观的支持下摆脱了残障束缚的光辉例证。

      沙拉哈·阿尔门达拉通过实际的事例强调了向盲人提供足够的盲文读物的重要性，因为盲文是盲人唯一的阅读途径。

      她认为，全纳教育可以弥合健全儿童和视障儿童之间的隔阂。“在大学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全纳教育的环境。我们和健全学生都在花时间做调整，试图相互适应。”她说，需要承认的是，同情心是促进我们融合的基础。“我不喜欢别人怜悯我。”她说。沙拉哈·阿尔门达拉的家位于班加罗尔郊区，现在她的收入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最近，残障人士的就业渠道不断在拓宽。私赢和政府机构的按比例就业以及新增的就业机会使许多残障人达到了更高的职业水平。32岁的罗斯汉·阿拉在一家私营公司里负责监控录像。她觉得这份工作很好地回避了小儿麻痹症给她带来的限制。她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她希望，人们不要把她当作肢残人，而要像对待健全人那样对待她。

      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歌手，是南迪尼心中的梦想。南迪尼在六个月时失明。她觉得，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盲人克服了从前阻碍盲人进步的障碍。利用JAWS软件，她能熟练操作电脑；利用安装在手机上的语音软件，她能方便地和人们交流。25岁的南迪尼目前是邮局的职员，之前她还做过药品说明的盲文翻印工作。她说，在接待顾客时，她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经常有顾客让我帮忙填表。我觉得很难告诉他们我是个盲人。”她说。南迪尼很爱听兄弟姐妹给她读书，她还在练瑜伽并在学习卡尔纳蒂克音乐。她的生活安宁而平实，但她觉得在公众场合，自己应该更勇敢一些。“在接待顾客的过程中，我培养了更多的耐心。”她说，有时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痛痒的话，很可能会伤害到她。比如，有人会问她，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抹指甲油。“这话在我听来很刺耳。我也有感情。”她说

      在她看来，失去一种感官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其余的感官。“停电的时候其他人会呆在一个地方，而我却能走来走去，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她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