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就业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对包括1233万盲人在内的残疾人来说，是个福音一般的大喜讯！
从条例实施到记者发稿的此刻，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盲人就业情况有些什么起色？还存在什么问题？特别是，盲人朋友们通过两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实践、观察，有些什么感受要一吐为快？我们做了一个调研报告。
《条例》，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盲人孙柳，目前是北京建外街道秀水社区残协专职委员。他是在《残疾人就业条例》实施的前一天，即4月30日，走上这个工作岗位的。因为条例的法律保障作用，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他上了三险。孙柳激动地说：“千万别小看这份保险单，这对我们盲人就业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变化啊！——过去，盲人所谓的有工作，都是不给上保险的工作。我原来在人民团体机关下属的一个公司做临时工，虽然是人民团体机关，都不给我们上三险！”
的确，盲人仅有岗位没有权益、仅有临时付出没有长远保障的事情太常见了，这种情况在私企和个体工商户中更为普遍，资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国家的法律。这充分说明了落实安置残疾人就业政策、法规还有死角，而《条例》的出台，正如一把有威力的扫帚，要把这些死角打扫干净。
孙柳激动地说：“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更要全心全意为咱们盲人朋友效力！我作为盲人，作为残疾人事业工作者，已经做了工作计划，写出了一张单子：我要向单子上列出的单位多多宣传这部条例，让更多社会上的机构、公司经营者了解、掌握、执行它——决不让《残疾人就业条例》流于一纸空文！”他激动得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条例》，将改变盲人的生存状态
条例，给更多的盲人带来工作，而工作呢，又给盲人带来了什么？郭春燕的故事，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盲人郭春燕，现任亚运村街道残疾人协管员。以前，当她长期得不到工作、自闭在家时，经济不独立，没有社会交往，她的精神痛苦达到了极限。加上她的生身之父都嫌弃这个盲孩子，她自幼就惨遭亲生父亲的暴力与虐待，于是，她痛苦到了自残的程度：吃过洗衣粉，用削铅笔刀割过腕……后来，大难不死的她几经周折，到了亚运村残联工作，工作让她看到了自身的力量，找到了自信，残联侯云理事长和其他同事又给了她亲人般的关心和爱护，这一切使郭春燕完全变了一个人，连她自己都不敢想象！
郭春燕说：“一份工作，对于盲人来说，可不只是那点薪水，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啊！它更是医治我们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是我活下去的凭藉。工作，它全面改变了我生存状态啊！”
《残疾人就业条例》，对盲人朋友来说，不只是一纸工作的保障，还是解放盲人心灵、发挥盲人创造力、全面改变盲人生存状态的有力保障。
《条例》，许诺一个期待
周岩，盲人家属，北京祁家豁子社区残协专职委员，她自己也是肢体残疾人。周岩找工作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困难重重。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吉林大学会计系，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天起，为找工作，究竟跑了多少单位、找了多少部门、流过多少眼泪、看过多少白眼……连她自己都数不清了。她行动自由，接受过高等教育，英语早就过了六级，但就因为外形不够完美，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纳她。
《条例》颁布实施以后，终于，周岩得到了现在的工作！幸福中，回顾不堪回首的往事，周岩说：“虽说我目前工资不高，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尝过没有工作的滋味儿。而且，正是因为尝过这滋味儿，我要努力帮助大家，积极寻找就业机会，让更多残疾人的工作期待成为现实。现在，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
周岩的丈夫是盲人个体按摩师，尽管还有未解决的保险等诸多问题，但是，周岩的工作，实际上也正在为她的盲人丈夫完成一个许诺：一个《条例》的受益者，用工作回馈社会，从而让更多人受益的许诺。
《条例》的出台，带来良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连锁反应。一个后面跟着一串，一星火花燃起一片火海。
《条例》，尚未扫除歧视与排斥
盲人刘笙的母亲，在《条例》颁布以后，彻夜通读几遍，因为这个60多岁的老母亲实在为女儿忿忿不平。当她看到第四条：“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时，老人家流泪了……她说：“能把这一条写进《条例》，说明政策制定者太了解我们的疾苦啦！”
她的盲人女儿刘笙，就屡屡遭遇歧视，以至于心灵上受到伤害。先是多次找工作碰壁，好不容易临时在一个单位落脚，她的一个领导有天心情不好，竟拿刘笙出气：“瞧你那德行，像个大傻子！”这位领导的话，极大地刺伤了刘笙的自尊心，她的精神受到刺激，回家哭着说：再也不去上班了……
《条例》实施以后，北京朝阳区残联帮助刘笙换了新工作，目前，她精神愉快，重新又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但是，刘笙的母亲不得不还在担心，她深深地凝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问道：“小笙有稳定的新工作了，这点，我死了都能闭眼了！但是，新的单位里，还会不会有人再歧视我女儿、再骂她呢？她再经受不起刺激了。”
我们无言以对……
是的，《条例》中规定的“不歧视”，对盲人，不仅在工作岗位的给予上，更体现在工作中的平等善待上。这一点，不是《条例》一纸文件能够保证的，需要全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
《条例》，贯彻需要全社会的援助
盲人张静，现任北京呼家楼街道呼北社区残协专职委员。她原是明眼人，学法律出身，在律师事务所干了半年以后，视力开始下降，最后因病走进了盲人的行列。在《条例》实施以后，她对《条例》的第十三条提到的，用人单位不得在社会保险等方面歧视残疾人员工，进行了深入调查。
她的结论很令人担忧：目前，许多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甚至大公司，在雇用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时，还是没有按照《条例》规定给他们上三险。这种情况依然比较普遍。对此，绝大多数盲人敢怒不敢言。从前，一些经营者非常嚣张：“谁要求上三险我就开谁！”《条例》实施以后，面对法律和舆论的压力，他们不敢公然反对了，但是依然拖延、搪塞、得过且过。而盲人朋友不敢力争的根本原因，还是法律的落实力度、监督机制都不够完善。
有盲人朋友说：“老板随时可以‘不聘’你，他找一个拿得到台面上的理由还不容易？打官司我们也未必能赢，而且，打官司要耗费的财力精力我们也都搭不起。”
另一位盲人说：“就是这样，没有保险总比失掉工作好，忍着吧。”……
的确，一项法律的贯彻实施，仅有政府制定是不够的，真的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尤其是法律力量的支持。让残疾人看到就业曙光的《条例》，在落实速度、落实力度、落实效果等等方面，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条例》出台后，盲人的就业需求也不可能全方位地立即得到满足……这些需要时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盲人自己。